在讀網站「活法兒」給我寄來的、適合我的、關於這個節氣（清明）的養生小點子。
它説：鬱悶時常喜歡吃「可口」食物，因為蛋白質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加情緒的穩定，但不要多吃脂肪和糖含量高的食物，會增加體內的濕氣，阻礙氣機運行…。
然後，我想起早前，我的中醫給我的訓示。寒的、濕的，要少吃。他一面數哪些食物屬寒屬濕，我的心一面沉。因為，那裡面不少都是我喜歡的食物。有友人說：幸好我不信中醫，否則不是甚麼也不能吃了麼？但我知道，這是我生命裡的功課。原來，喜歡的，不都對己有益。
要記住了。
Wednesday, April 6, 2011
抄書：樂評工作者的專業與良知
雖然文章說的是樂評，但其他文藝評論也是相通的吧。
在香港，評論人要完全做到文章所說的那樣簡直不可能，但這是我們的目標！
共勉~
----------------------------
http://artcriticism.ncafroc.org.tw/news.php?ItemType=browse&no=10
樂評工作者的專業與良知
作者：張己任（東吳大學音樂系教授）
「樂評」是一種專業，是一種智力的顯示，是一種「分析的」行為；是以音樂的演出、或對一首新曲為主要分析對象的專業。而且這種專業與新聞媒體無法分離，「樂評」原是十九世紀音樂報導的產物。因此，「樂評」要比一場音樂的演出，或一首新曲的發表，對社會具有更多、更廣的影響力。一場音樂會只能對參加這場音樂會的觀眾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然而一篇「樂評」卻可隨著媒體的傳播影響許多不在場的人。因此「樂評家」其實也是新聞工作者，除了必須具備作為「樂評家」的專業以外，也必須同時具備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與倫理！如何能做到「中肯」是樂評家的一個難題，也是「樂評家」必須具備的的「良知」！尤其在目前網路盛興的時代，這種「良知」顯得益發重要。
二十世紀中後期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最受人推崇的樂評家、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以「樂評家」獲得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的人物，哈羅德‧荀白克(Harold Schonberg, 1915 – 2003)在他的文集《面對音樂》(“Facing the Music”)的序文中寫道：
「美國老一輩的作曲家與樂評家湯姆笙(Virgil Thomson,1896-1989)有一次提到，他可以『中肯』的態度來評論他的祖母，而其論點將不因與其祖母之『親情』而受到影響。我十分懷疑這種可能性。一個人豈能『無情』至斯？音樂圈的範圍窄小，門戶並立，而且彼此之間相互攻訐的可能性也很大。沒有人會相信『時報』的樂評家能為他朋友的音樂作品或演出，寫出不偏不倚的公正評論。基於這個原因，『時報』樂評部設有一項規矩，即是『時報』的樂評家不准與採訪或評論的對象有較接近的關係。如果兩人關係原本密切──這常是在所難免的──那麼這位樂評家就喪失了採訪或評論這位音樂家的資格。我也曾經面臨這種情形……
「基於同樣的理由，『時報』樂評家本身也不能同時具有演奏家或作曲家的角色。因為身為『時報』樂評家的關係，姑且不論他自己有多耿直純正，一些指揮家、演奏家或一些音樂團體會恭維他，邀他演奏或委託他作曲，或演出他的作品，這勢必影響到他以後評論的份量。
『時報』的樂評家也不容許為『時報』以外的刊物寫作而接受報酬。如果容許接受酬勞的話，那麼『時報』的樂評家就可能接受『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大都會歌劇院』或其他音樂機構的酬勞，這也將影響他的評論工作。有些報紙的樂評家不時為人寫節目解說、唱片解說之類的工作來增加他們的收入，雖然情由可原，卻仍然令我不齒。」
哈羅德‧荀白克在「紐約時報」樂評部立下的規矩，是有志於從事樂評的人應該嚴肅以對的評論倫理。
信守「中立」是樂評的倫理，但是要成為一個樂評家，本身仍然需要一些基本條件。被譽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樂評家之一的蕭伯納 (Bernard Shaw, 1856-1950)，曾寫了一篇《如何成為一個樂評家》，這篇文章是每一位想要成為樂評家的人士們必讀的作品。文中談到「樂評家」在處理一個演奏會或面對一首新曲時的「難題」。而這些「難題」都牽涉到「樂評家」的「良知」！像是應該如何把一首樂曲或對某次演出的瞭解，用文字來向一群陌生又不在場的讀者顯示清楚，哪一點是「真正」重要的? 哪一點是「不太」重要的？有什麼偏見應該要避免？有哪一點被忽略了？最重要的是，如何能維持樂評人的職業道德？如何能夠不利用身為「樂評家」的力量而誤導群眾？或傷害到某人或某一首作品？不管是「蓄意」、疏忽、一時情緒化、或因為渴望表現而產生的傷害….等等，都要避免。
要能面對這些「難題」，蕭伯納認為一個樂評家必須要先具備三種能力：一、要對他所評論的藝術，具有足夠的興趣與修養；二、必須知道如何使用文字；三、必須知道如何批評。除了這三種基本能力以外，蕭伯納也認為，一個樂評家必須博學多聞，必須要瞭解經濟與政治對音樂活動的影響，也必須對各種藝術有足夠的認識；還要具有對讀者提供認識音樂概念、認識批評及認識批評理論的熱忱。此外，蕭伯納也特別強調，一個樂評家必須要能經濟獨立，這樣他才能免於不由自主地受到各種牽制。
如何才能「對他所評論的藝術，具有足夠的興趣與修養」？對某種藝術的「興趣」或許牽涉到一個人與生俱來的一種「性向」，不能強求；但對某種藝術的「修養」卻絕對是後天的努力而來。
「必須知道如何使用文字」，原本是作為樂評家的基本條件，蕭伯納特別提到文字的使用，當然是有更深一層含意的。荀白克也意有所指的說：「如果你有清晰而有力的見解，並且對這些見解具有強烈的信念，在表達這個見解之時，帶有自負的意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們這些樂評家之中，有些同仁至少學會了怎樣用禮貌而文雅的字眼來表達我們的自負！」
「樂評」一直是台灣樂壇最弱的一環，台灣的報社中從來沒有專司樂評的職位，更別說設有樂評部了！ 在這種情形下，經濟獨立對台灣樂評工作者似乎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應該如何拿捏，是台灣樂評家的一個難題。多年來，許多的音樂家們就感嘆我們的聽眾太少。很多人歸罪於沒有培養聽眾！然而沒有培養聽眾又是誰的責任呢？音樂教育家、音樂家當然要都要負一些責任，作為媒體人的樂評家卻也不能推卸他的責任。因此台灣從事樂評的工作者，特別需要具有對讀者提供認識音樂概念、認識批評及認識批評理論的熱忱。
回顧過去近三十年來台灣的樂評，一九八零年代的台灣的樂評雖然較少見，在專業性方面或許部份也有所不足，但大致還維持有相當的新聞道德與倫理；一九九零年代隨著解嚴與媒體的開放，造就了一些敢言敢批，但在專業與新聞道德方面卻令人不恭維的「樂評人」，譁眾取寵的言論不僅傷害了許多音樂工作者，也誤導了一般大眾；隨著網路的發展與音樂雜誌的沒落，二十一世紀初的樂評在平面媒體上明顯衰退，網路上的「樂評」卻是欣欣向榮、五花八門的多元現象！這種現象雖然可喜，卻也浮現出「民粹」與缺乏「專業」的問題。
哈羅德‧荀白克與蕭伯納對成為「樂評家」的要求，與身為「樂評家」所需具備的「良知」，現在看來顯的益發令人深省！
在香港，評論人要完全做到文章所說的那樣簡直不可能，但這是我們的目標！
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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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rtcriticism.ncafroc.org.tw/news.php?ItemType=browse&no=10
樂評工作者的專業與良知
作者：張己任（東吳大學音樂系教授）
「樂評」是一種專業，是一種智力的顯示，是一種「分析的」行為；是以音樂的演出、或對一首新曲為主要分析對象的專業。而且這種專業與新聞媒體無法分離，「樂評」原是十九世紀音樂報導的產物。因此，「樂評」要比一場音樂的演出，或一首新曲的發表，對社會具有更多、更廣的影響力。一場音樂會只能對參加這場音樂會的觀眾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然而一篇「樂評」卻可隨著媒體的傳播影響許多不在場的人。因此「樂評家」其實也是新聞工作者，除了必須具備作為「樂評家」的專業以外，也必須同時具備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與倫理！如何能做到「中肯」是樂評家的一個難題，也是「樂評家」必須具備的的「良知」！尤其在目前網路盛興的時代，這種「良知」顯得益發重要。
二十世紀中後期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最受人推崇的樂評家、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以「樂評家」獲得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的人物，哈羅德‧荀白克(Harold Schonberg, 1915 – 2003)在他的文集《面對音樂》(“Facing the Music”)的序文中寫道：
「美國老一輩的作曲家與樂評家湯姆笙(Virgil Thomson,1896-1989)有一次提到，他可以『中肯』的態度來評論他的祖母，而其論點將不因與其祖母之『親情』而受到影響。我十分懷疑這種可能性。一個人豈能『無情』至斯？音樂圈的範圍窄小，門戶並立，而且彼此之間相互攻訐的可能性也很大。沒有人會相信『時報』的樂評家能為他朋友的音樂作品或演出，寫出不偏不倚的公正評論。基於這個原因，『時報』樂評部設有一項規矩，即是『時報』的樂評家不准與採訪或評論的對象有較接近的關係。如果兩人關係原本密切──這常是在所難免的──那麼這位樂評家就喪失了採訪或評論這位音樂家的資格。我也曾經面臨這種情形……
「基於同樣的理由，『時報』樂評家本身也不能同時具有演奏家或作曲家的角色。因為身為『時報』樂評家的關係，姑且不論他自己有多耿直純正，一些指揮家、演奏家或一些音樂團體會恭維他，邀他演奏或委託他作曲，或演出他的作品，這勢必影響到他以後評論的份量。
『時報』的樂評家也不容許為『時報』以外的刊物寫作而接受報酬。如果容許接受酬勞的話，那麼『時報』的樂評家就可能接受『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大都會歌劇院』或其他音樂機構的酬勞，這也將影響他的評論工作。有些報紙的樂評家不時為人寫節目解說、唱片解說之類的工作來增加他們的收入，雖然情由可原，卻仍然令我不齒。」
哈羅德‧荀白克在「紐約時報」樂評部立下的規矩，是有志於從事樂評的人應該嚴肅以對的評論倫理。
信守「中立」是樂評的倫理，但是要成為一個樂評家，本身仍然需要一些基本條件。被譽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樂評家之一的蕭伯納 (Bernard Shaw, 1856-1950)，曾寫了一篇《如何成為一個樂評家》，這篇文章是每一位想要成為樂評家的人士們必讀的作品。文中談到「樂評家」在處理一個演奏會或面對一首新曲時的「難題」。而這些「難題」都牽涉到「樂評家」的「良知」！像是應該如何把一首樂曲或對某次演出的瞭解，用文字來向一群陌生又不在場的讀者顯示清楚，哪一點是「真正」重要的? 哪一點是「不太」重要的？有什麼偏見應該要避免？有哪一點被忽略了？最重要的是，如何能維持樂評人的職業道德？如何能夠不利用身為「樂評家」的力量而誤導群眾？或傷害到某人或某一首作品？不管是「蓄意」、疏忽、一時情緒化、或因為渴望表現而產生的傷害….等等，都要避免。
要能面對這些「難題」，蕭伯納認為一個樂評家必須要先具備三種能力：一、要對他所評論的藝術，具有足夠的興趣與修養；二、必須知道如何使用文字；三、必須知道如何批評。除了這三種基本能力以外，蕭伯納也認為，一個樂評家必須博學多聞，必須要瞭解經濟與政治對音樂活動的影響，也必須對各種藝術有足夠的認識；還要具有對讀者提供認識音樂概念、認識批評及認識批評理論的熱忱。此外，蕭伯納也特別強調，一個樂評家必須要能經濟獨立，這樣他才能免於不由自主地受到各種牽制。
如何才能「對他所評論的藝術，具有足夠的興趣與修養」？對某種藝術的「興趣」或許牽涉到一個人與生俱來的一種「性向」，不能強求；但對某種藝術的「修養」卻絕對是後天的努力而來。
「必須知道如何使用文字」，原本是作為樂評家的基本條件，蕭伯納特別提到文字的使用，當然是有更深一層含意的。荀白克也意有所指的說：「如果你有清晰而有力的見解，並且對這些見解具有強烈的信念，在表達這個見解之時，帶有自負的意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們這些樂評家之中，有些同仁至少學會了怎樣用禮貌而文雅的字眼來表達我們的自負！」
「樂評」一直是台灣樂壇最弱的一環，台灣的報社中從來沒有專司樂評的職位，更別說設有樂評部了！ 在這種情形下，經濟獨立對台灣樂評工作者似乎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應該如何拿捏，是台灣樂評家的一個難題。多年來，許多的音樂家們就感嘆我們的聽眾太少。很多人歸罪於沒有培養聽眾！然而沒有培養聽眾又是誰的責任呢？音樂教育家、音樂家當然要都要負一些責任，作為媒體人的樂評家卻也不能推卸他的責任。因此台灣從事樂評的工作者，特別需要具有對讀者提供認識音樂概念、認識批評及認識批評理論的熱忱。
回顧過去近三十年來台灣的樂評，一九八零年代的台灣的樂評雖然較少見，在專業性方面或許部份也有所不足，但大致還維持有相當的新聞道德與倫理；一九九零年代隨著解嚴與媒體的開放，造就了一些敢言敢批，但在專業與新聞道德方面卻令人不恭維的「樂評人」，譁眾取寵的言論不僅傷害了許多音樂工作者，也誤導了一般大眾；隨著網路的發展與音樂雜誌的沒落，二十一世紀初的樂評在平面媒體上明顯衰退，網路上的「樂評」卻是欣欣向榮、五花八門的多元現象！這種現象雖然可喜，卻也浮現出「民粹」與缺乏「專業」的問題。
哈羅德‧荀白克與蕭伯納對成為「樂評家」的要求，與身為「樂評家」所需具備的「良知」，現在看來顯的益發令人深省！
抄書：無論走得多遠，要面對的其實也是藏在自我中一口深不見底的井
(對不起，又抄書了。)
韓麗珠。另一位我喜愛的同代女作家。
喜歡她這篇，關於在香港這個地方生活的人的所擁有的文字和書寫、關於一個人在外。還有這一小段：
J 不止一次以批評的口吻對我說︰ 「你想得太多。」每次我想起她的話，也在心裏以不同的方式反駁她。我們的相處並不和諧，也大概不會再相見，但她是我生命裏難得的老師（正如美術館門外的工作人員，或向我問路的男子），讓我明白，無論走得多遠，要面對的其實也是藏在自我中一口深不見底的井。
嗯。到底要面對的，不是別的甚麼，是自己。
------------------------------
踏在別人的地板上
文 韓麗珠
2011-02-06 明報
編按：過往，我們或會都好奇於遠赴美國愛荷華大學交流的香港作家，他們參加大學這個一年一度的國際寫作計劃，和世界各地作家聚首，將是怎樣的相遇和衝擊？去年的參與作家為赴美的韓麗珠，她嘗試以割裂的關鍵詞重新組合數月間碎片般的體驗，讓我們瞥見家鄉和異地之間的斑駁，尋找空間與無家可歸對峙時，寧靜而緊張的寫作狀態。
後來我一直不知道怎樣把在愛荷華的經歷變成文字。當我身在那個小城的時候，在面書上總是有朋友問我︰ 「怎麼了？想知道你在那邊的生活。」然而我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方法告訴他們。甚至，彷彿無論哪一種形式表達也扭曲了它本身。有些事情難以言說，或許幾乎所有的事情一旦傳達便不免面目全非，能重現的似乎只是它們如碎片那樣的本相。
飢餓
切實地讓我知道，自己到了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度的，並不是令人自覺有如囚犯的機場關卡檢查，也不是車子駛進愛荷華巿中心時人煙稀少的草地或反映在河面上的陽光，而是那個小食包裏的babybel 乳酪。
「只是想到你們可能會餓。」到機場迎接我的是大學裏的司機，那是個年輕的女孩，外號「動物母親」。她笑把一個紙袋遞給我，內裏有小麥包、水果和圓扁形的babybel 乳酪。
夜深時我醒來了。那是香港的日間。我感到自己的腸子在蠕動，但內裏空空如也。我懷念飛機上的食物，那份冰冷的三文治，以及上機前吃的拉麵和小籠包（以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對於麵食和小籠包的欲望始終無法得到滿足），於是把小食紙袋打開，撕開了包裹圓扁形乳酪的紅色蜜蠟，把乳酪拌麥包一起吃下去。
那無法抵消飢餓，後來，飢餓像毛衣上破了的洞不斷擴張，但在午夜寂靜的房間裏，我生出了幻想，在接下來的十個星期，我要搜購很多很多babybel，把乳酪圓塊一個接一個吞下去。那是一種新的味道。
語言的憂愁
在一張註明了三十多個來自不同地方的作家的表格上，我沒有釐清自己來自一個城巿，而不是一個國家。接下來的很多天，無論我如何努力，向那些查問關於我居住的那片土地的人解釋，我住的城巿和它所隸屬的國家，擁有不同的文化、習慣、價值觀、經濟、法律制度，書寫和言說的語言也不同，那並不是相同的所在，我並不歸屬於我的國籍背後那一片宏巨的歷史。但我始終無法說清楚。各種輕微的、不重要的、難以察覺的誤會便層層地堆疊起來。
喜歡詩和音樂的作家CW 告訴我，在他居住的地方，音樂並非由腦袋生出，那來自肚腹。「而肚腹，」他摸自己的胃說︰ 「連土地。」我便明白了為什麼總是感到飢腸轆轆。我缺乏的並不是食物，而是安居其中的語言。在愛荷華，我只能說英語和普通話，日常生活的對話似乎沒有出現嚴重的問題，但在這兩種語言中也沒有熟悉的位置。
我書寫的並不是廣東話，也不是普通話，那是一種擠壓在三種語言的夾縫之中的語言——是以廣東話朗讀起來的普通話，攙雜了廣東話用語、思維方式和用法的中文，像一種拙樸的翻譯文字，包含許多不確定和可能。我可以一天不對任何人說出一句話，但每天都在腦袋裏進行不同的對話和編寫字句，那是內在的語言，有時候，外在的語言跟內在的會互相影響。
如果那也算是一種鄉愁，我所想念的大概並非一個確切的空間，而是能躺臥其中的語言。語言最大的功用或許並不在於對話，而是界定、建構自我、意念、與他人，甚至世界的關係。如果通過一種語言可以開啟一個世界，遠離一種語言，便與原來的世界漸行漸遠。
在一個討論國際文學的課堂上，我必須介紹我來自那地方的寫作狀和文學，於是我告訴他們，在我出生和長大的地方，人們說的並不能寫下來，會寫下來的大概也不會說出來，寫便成了一件遠離日常的事，在寫作的過程裏，寫作的人往往不斷發現那些只屬於他們個人世界的語言。
在那語言的縫隙，我們相對地自由。我不肯定，要是我並非在那城巿成長，是不是會選擇寫。下課後，收到作家A 的電郵，她說她明白。
「我們也有遷徙的歷史。而我們的阿爾及利亞語，也漸漸被荷蘭語所取代。」A 說，以我們都感到陌生但竭力要進入的英語。
寧靜
我住在大學內的一所酒店，227 號房間，四堵牆壁和一扇門界定了每個寫作的人擁有的基本空間——最初，我那樣以為，卻忽略了，在一個多種族的環境裏，膚色、國籍，甚至發音都先入為主地決定了人際網絡，或我們對彼此的想像和期望。
X 和J 並不隱瞞對於我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寫小說的不滿。
「你應該多曬太陽。」J 說。
「你不能整天關在房子裏。」X 說︰ 「你是個獨行俠！」
他們說，在他們的國家，寫作的人都注重聯誼，而我不但皮膚的顏色跟他們非常接近，而且護照上的國籍，就是他們的國家。
某個下午，我以生病為理由推掉他們的飯局以後，看窗外，外面是另一幢大廈的背面，忽然想到，要找天獨自到酒店外的河邊散步，那是房間的窗子看不到的河。
而且領悟了，無論在哪一個國家，或哪一個群體，也無法不劃定界線，那根跟不同的人保持的，不容踰越的界線，無形的，卻必須比任何牆壁穩固，如果我要守內心某個非常寧靜的角落。
顏色
在旅行中，我們定期到更遠的地方旅行。在芝加哥，走出了兩個人的房間以後，我獨自外出遊逛。我只是在那裏停留了一天，在一天裏，有兩個人向我問路。最初，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無法從我的外表判別，我並不是在那裏土生土長的人，也不會知道路，而且我的手裏，拿一份供遊客用的地圖。
那個夜裏，回酒店的途中，一個深膚色的年輕男子走到我跟前，問我一間醫院的所在，我告訴他我是旅人，並不認得路。他的神色便崩潰了，說了一口粗話。我有點害怕，向另一個方向走遠。
只是走到兩個街口以外，才想起，他要到醫院做什麼？是探望一個重要的人，還是有不得不急辦理的事，為什麼我不指示他問附近店子的員工，或熟悉街道的人，而先想到他可能會對我生出危險？但那時候，我已走過了兩條街，他大概也走了更遠的路，已經無法回過頭去。
旅行中的旅行最後一站是紐約。在旅行中，我遇到的店員、侍應、美術館內怒氣的檢查員等，為數不少都是深膚色的人。在紐約的現代美術館門外，每天早晨開館的時候，都排長長的隊伍，尾巴延伸至人群裏。那天，我問門外一名深膚色的工作人員應該在哪裏排隊，他只是彎起了一邊嘴角說︰ 「You are bold.」再說︰ 「You are confident. Very confident.」我可以感到當中的惡意。為了這樣的事，我氣悶了大半天。在那裏，我感到四周都是關上了的門，而我只能在許多的門外經過，蹓逛。只是在一天快要完結的時候，忽然覺得，我其實無法完全明白他們的狀，例如在攝氏6 度（或更冷）的早上，站在美術館門外，看在街上來往的人，並回答相差無幾的問題。我只是知道，所有負面的情緒，源頭都是生活裏形形色色莫以名狀的痛苦。在莫奈的一幅畫前，我站了很久很久，並且第一次發現，蓮花池裏，包含他所看到的一整個世界。
J 不止一次以批評的口吻對我說︰ 「你想得太多。」每次我想起她的話，也在心裏以不同的方式反駁她。我們的相處並不和諧，也大概不會再相見，但她是我生命裏難得的老師（正如美術館門外的工作人員，或向我問路的男子），讓我明白，無論走得多遠，要面對的其實也是藏在自我中一口深不見底的井。
回家
我曾經生出了想要在愛荷華一直住下去的念頭，也曾經以為，當我回來後，會非常懷念在那裏的一切。可是，從紐約回香港的飛機上，我只想盡快回到自己的家，跟親密的朋友和人相見，踏在自己的木地板上。 遠行確實是美妙的，但沒有什麼比回家更好。
（標題為編者擬）
韓麗珠。另一位我喜愛的同代女作家。
喜歡她這篇，關於在香港這個地方生活的人的所擁有的文字和書寫、關於一個人在外。還有這一小段：
J 不止一次以批評的口吻對我說︰ 「你想得太多。」每次我想起她的話，也在心裏以不同的方式反駁她。我們的相處並不和諧，也大概不會再相見，但她是我生命裏難得的老師（正如美術館門外的工作人員，或向我問路的男子），讓我明白，無論走得多遠，要面對的其實也是藏在自我中一口深不見底的井。
嗯。到底要面對的，不是別的甚麼，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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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在別人的地板上
文 韓麗珠
2011-02-06 明報
編按：過往，我們或會都好奇於遠赴美國愛荷華大學交流的香港作家，他們參加大學這個一年一度的國際寫作計劃，和世界各地作家聚首，將是怎樣的相遇和衝擊？去年的參與作家為赴美的韓麗珠，她嘗試以割裂的關鍵詞重新組合數月間碎片般的體驗，讓我們瞥見家鄉和異地之間的斑駁，尋找空間與無家可歸對峙時，寧靜而緊張的寫作狀態。
後來我一直不知道怎樣把在愛荷華的經歷變成文字。當我身在那個小城的時候，在面書上總是有朋友問我︰ 「怎麼了？想知道你在那邊的生活。」然而我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方法告訴他們。甚至，彷彿無論哪一種形式表達也扭曲了它本身。有些事情難以言說，或許幾乎所有的事情一旦傳達便不免面目全非，能重現的似乎只是它們如碎片那樣的本相。
飢餓
切實地讓我知道，自己到了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度的，並不是令人自覺有如囚犯的機場關卡檢查，也不是車子駛進愛荷華巿中心時人煙稀少的草地或反映在河面上的陽光，而是那個小食包裏的babybel 乳酪。
「只是想到你們可能會餓。」到機場迎接我的是大學裏的司機，那是個年輕的女孩，外號「動物母親」。她笑把一個紙袋遞給我，內裏有小麥包、水果和圓扁形的babybel 乳酪。
夜深時我醒來了。那是香港的日間。我感到自己的腸子在蠕動，但內裏空空如也。我懷念飛機上的食物，那份冰冷的三文治，以及上機前吃的拉麵和小籠包（以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對於麵食和小籠包的欲望始終無法得到滿足），於是把小食紙袋打開，撕開了包裹圓扁形乳酪的紅色蜜蠟，把乳酪拌麥包一起吃下去。
那無法抵消飢餓，後來，飢餓像毛衣上破了的洞不斷擴張，但在午夜寂靜的房間裏，我生出了幻想，在接下來的十個星期，我要搜購很多很多babybel，把乳酪圓塊一個接一個吞下去。那是一種新的味道。
語言的憂愁
在一張註明了三十多個來自不同地方的作家的表格上，我沒有釐清自己來自一個城巿，而不是一個國家。接下來的很多天，無論我如何努力，向那些查問關於我居住的那片土地的人解釋，我住的城巿和它所隸屬的國家，擁有不同的文化、習慣、價值觀、經濟、法律制度，書寫和言說的語言也不同，那並不是相同的所在，我並不歸屬於我的國籍背後那一片宏巨的歷史。但我始終無法說清楚。各種輕微的、不重要的、難以察覺的誤會便層層地堆疊起來。
喜歡詩和音樂的作家CW 告訴我，在他居住的地方，音樂並非由腦袋生出，那來自肚腹。「而肚腹，」他摸自己的胃說︰ 「連土地。」我便明白了為什麼總是感到飢腸轆轆。我缺乏的並不是食物，而是安居其中的語言。在愛荷華，我只能說英語和普通話，日常生活的對話似乎沒有出現嚴重的問題，但在這兩種語言中也沒有熟悉的位置。
我書寫的並不是廣東話，也不是普通話，那是一種擠壓在三種語言的夾縫之中的語言——是以廣東話朗讀起來的普通話，攙雜了廣東話用語、思維方式和用法的中文，像一種拙樸的翻譯文字，包含許多不確定和可能。我可以一天不對任何人說出一句話，但每天都在腦袋裏進行不同的對話和編寫字句，那是內在的語言，有時候，外在的語言跟內在的會互相影響。
如果那也算是一種鄉愁，我所想念的大概並非一個確切的空間，而是能躺臥其中的語言。語言最大的功用或許並不在於對話，而是界定、建構自我、意念、與他人，甚至世界的關係。如果通過一種語言可以開啟一個世界，遠離一種語言，便與原來的世界漸行漸遠。
在一個討論國際文學的課堂上，我必須介紹我來自那地方的寫作狀和文學，於是我告訴他們，在我出生和長大的地方，人們說的並不能寫下來，會寫下來的大概也不會說出來，寫便成了一件遠離日常的事，在寫作的過程裏，寫作的人往往不斷發現那些只屬於他們個人世界的語言。
在那語言的縫隙，我們相對地自由。我不肯定，要是我並非在那城巿成長，是不是會選擇寫。下課後，收到作家A 的電郵，她說她明白。
「我們也有遷徙的歷史。而我們的阿爾及利亞語，也漸漸被荷蘭語所取代。」A 說，以我們都感到陌生但竭力要進入的英語。
寧靜
我住在大學內的一所酒店，227 號房間，四堵牆壁和一扇門界定了每個寫作的人擁有的基本空間——最初，我那樣以為，卻忽略了，在一個多種族的環境裏，膚色、國籍，甚至發音都先入為主地決定了人際網絡，或我們對彼此的想像和期望。
X 和J 並不隱瞞對於我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寫小說的不滿。
「你應該多曬太陽。」J 說。
「你不能整天關在房子裏。」X 說︰ 「你是個獨行俠！」
他們說，在他們的國家，寫作的人都注重聯誼，而我不但皮膚的顏色跟他們非常接近，而且護照上的國籍，就是他們的國家。
某個下午，我以生病為理由推掉他們的飯局以後，看窗外，外面是另一幢大廈的背面，忽然想到，要找天獨自到酒店外的河邊散步，那是房間的窗子看不到的河。
而且領悟了，無論在哪一個國家，或哪一個群體，也無法不劃定界線，那根跟不同的人保持的，不容踰越的界線，無形的，卻必須比任何牆壁穩固，如果我要守內心某個非常寧靜的角落。
顏色
在旅行中，我們定期到更遠的地方旅行。在芝加哥，走出了兩個人的房間以後，我獨自外出遊逛。我只是在那裏停留了一天，在一天裏，有兩個人向我問路。最初，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無法從我的外表判別，我並不是在那裏土生土長的人，也不會知道路，而且我的手裏，拿一份供遊客用的地圖。
那個夜裏，回酒店的途中，一個深膚色的年輕男子走到我跟前，問我一間醫院的所在，我告訴他我是旅人，並不認得路。他的神色便崩潰了，說了一口粗話。我有點害怕，向另一個方向走遠。
只是走到兩個街口以外，才想起，他要到醫院做什麼？是探望一個重要的人，還是有不得不急辦理的事，為什麼我不指示他問附近店子的員工，或熟悉街道的人，而先想到他可能會對我生出危險？但那時候，我已走過了兩條街，他大概也走了更遠的路，已經無法回過頭去。
旅行中的旅行最後一站是紐約。在旅行中，我遇到的店員、侍應、美術館內怒氣的檢查員等，為數不少都是深膚色的人。在紐約的現代美術館門外，每天早晨開館的時候，都排長長的隊伍，尾巴延伸至人群裏。那天，我問門外一名深膚色的工作人員應該在哪裏排隊，他只是彎起了一邊嘴角說︰ 「You are bold.」再說︰ 「You are confident. Very confident.」我可以感到當中的惡意。為了這樣的事，我氣悶了大半天。在那裏，我感到四周都是關上了的門，而我只能在許多的門外經過，蹓逛。只是在一天快要完結的時候，忽然覺得，我其實無法完全明白他們的狀，例如在攝氏6 度（或更冷）的早上，站在美術館門外，看在街上來往的人，並回答相差無幾的問題。我只是知道，所有負面的情緒，源頭都是生活裏形形色色莫以名狀的痛苦。在莫奈的一幅畫前，我站了很久很久，並且第一次發現，蓮花池裏，包含他所看到的一整個世界。
J 不止一次以批評的口吻對我說︰ 「你想得太多。」每次我想起她的話，也在心裏以不同的方式反駁她。我們的相處並不和諧，也大概不會再相見，但她是我生命裏難得的老師（正如美術館門外的工作人員，或向我問路的男子），讓我明白，無論走得多遠，要面對的其實也是藏在自我中一口深不見底的井。
回家
我曾經生出了想要在愛荷華一直住下去的念頭，也曾經以為，當我回來後，會非常懷念在那裏的一切。可是，從紐約回香港的飛機上，我只想盡快回到自己的家，跟親密的朋友和人相見，踏在自己的木地板上。 遠行確實是美妙的，但沒有什麼比回家更好。
（標題為編者擬）
Tuesday, April 5, 2011
Thursday, March 24, 2011
身體教會我的事情
早前的一個中午，我把餐盒拿到公司茶水間的蒸爐蒸熱，時候到了，伸手一拿，姆指一陣熱，才發現原來蒸爐的蓋子給打開了一線，就這樣給蒸氣熨出一條紅線。
第一天，那條紅線痛得我連擰毛巾也不行，漸漸地，它的痛楚減少，慢慢就好像沒事兒了。只是，當我撫觸它的時候，可以明顯感覺到那裡的皮膚粗了。我以為，以後都會是這樣的了，漸漸就沒有再為意。直到一天，我看見姆指冒出一個白色小圈，是脫皮了。想了一下，才記起那是曾熨傷過的地方。接著幾天，那些小圈沿著那條隱形的線冒出復又消失。現在，我依然記得熨傷過的地方，但那裡已經再沒有痕跡了。
這是一個給我的隱喻。我知道。
如果整天用手去碰去撕那個疤，傷口只會永遠不癒，盡管那傷口又痛又癢，盡管用手去抓時有多痛快多滿足。那只可能是短暫的。又，尤其如我此等完美主義者，總以為那傷好礙眼，總想去之而後快，殊不知這才正正壞了事。
只有痊癒，才是真正對自己好。給自己好多好多的時間和好多好多的信心，身體自然會有康復的能力。有時候，身體真的沒有能力把自己完全的康復過來，那就接受它吧。接受自己的過去、失敗和傷痛，帶著它們上路。反正，它們就是組成自己的一部分。
第一天，那條紅線痛得我連擰毛巾也不行，漸漸地，它的痛楚減少，慢慢就好像沒事兒了。只是，當我撫觸它的時候，可以明顯感覺到那裡的皮膚粗了。我以為，以後都會是這樣的了，漸漸就沒有再為意。直到一天，我看見姆指冒出一個白色小圈，是脫皮了。想了一下，才記起那是曾熨傷過的地方。接著幾天，那些小圈沿著那條隱形的線冒出復又消失。現在，我依然記得熨傷過的地方，但那裡已經再沒有痕跡了。
這是一個給我的隱喻。我知道。
如果整天用手去碰去撕那個疤，傷口只會永遠不癒，盡管那傷口又痛又癢，盡管用手去抓時有多痛快多滿足。那只可能是短暫的。又，尤其如我此等完美主義者，總以為那傷好礙眼，總想去之而後快，殊不知這才正正壞了事。
只有痊癒，才是真正對自己好。給自己好多好多的時間和好多好多的信心，身體自然會有康復的能力。有時候，身體真的沒有能力把自己完全的康復過來，那就接受它吧。接受自己的過去、失敗和傷痛，帶著它們上路。反正，它們就是組成自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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