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麗珠寫的，關於禮儀師之奏鳴曲，她看的透徹得叫我要摒息靜氣：
"只能做飯的妻子"
http://silencehole.blogspot.com/2009/04/blog-post.html
* * *
departures(中譯戲名甚爛)一劇，納棺師工作之一絲不苟、納棺儀式之莊嚴，故然叫人動容、甚至崇敬。然而，departures同時反映的，是日本社會的壓抑，這種壓抑甚至已不只是性別歧視四字可以闡述的了。
* * *
韓麗珠對社會壓抑的敏感、葉愛蓮對女子自身的體貼，不知何故，總覺得是源於一的。是時代嗎？是性別嗎？不知道…同代的香港作家，總以女性較為突出，又是何種原因？記得cultural creatives一書指出cultural creatives以女性佔多，兩位學者亦只能從統計數據看到事實、卻無法說明原因。
Friday, April 17, 2009
Wednesday, April 15, 2009
作為基督徒
基督徒在世上該怎樣行？
有人選擇把神看成是自己的守護天使，只要自己平安就夠。並以為基督是宗教的，與世界無關。
有人卻容讓基督改變自己，以基督的心為心，作基督的門徒。並以基督之道介入世界，努力在地上營造天國。
我非常佩服這位先生，這些文字是有可能會為他帶來危險的吧…
文章有點太長，溫總看不看得到又成疑，但我相信萬事互相效力、神會親自使用的。願神保守看顧。
這篇文章起碼提醒了我，我們在道德上不比他人高尚，我們針對的是罪、不是人，掌權的是祂、祂容讓事情發生、儘管並不都是祂樂見的，我們願意順服在基督內、卻必須反對罪。
王怡：写给温家宝总理的福音单张
http://www.gongfa.org/blog/html/76/2576-1208.html
有人選擇把神看成是自己的守護天使，只要自己平安就夠。並以為基督是宗教的，與世界無關。
有人卻容讓基督改變自己，以基督的心為心，作基督的門徒。並以基督之道介入世界，努力在地上營造天國。
我非常佩服這位先生，這些文字是有可能會為他帶來危險的吧…
文章有點太長，溫總看不看得到又成疑，但我相信萬事互相效力、神會親自使用的。願神保守看顧。
這篇文章起碼提醒了我，我們在道德上不比他人高尚，我們針對的是罪、不是人，掌權的是祂、祂容讓事情發生、儘管並不都是祂樂見的，我們願意順服在基督內、卻必須反對罪。
王怡：写给温家宝总理的福音单张
http://www.gongfa.org/blog/html/76/2576-1208.html
Friday, April 3, 2009
轉貼：陆智昌：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
未有空細讀，先貼文共享。(陸智昌喎~ 錯不了的啦啦啦~~只是猜不到連呂敬人這樣的大師也會這樣讚他(見內文)，可見陸智昌在中國書籍設計的地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篇是刊登于《深圳商报》2007/08/06的访谈，是旧文。链接如下：http://www.szonline.net/Channel/content/2007/200708/20070806/39165_2.html
陆智昌：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
深圳商报 刘悠扬 2007/08/06
初闻“陆智昌”，这颇显老派的名字，暗想定是在京城文化熏染多年，方有如此功力。未料，这位拥有无数拥趸的装帧艺术家，不仅年轻而时尚，更加远离中原文化，他的成长与成熟都是从香港起步。
陆智昌是个奇妙的混合体。他的设计是从西方学来的，却偏偏在强烈的形式感、色彩感中注入中国式的写意和诗意。他是个标准的机器迷，手边有很多台苹果电脑，慢条斯理的腔调与文字中却流淌着一股老派文人的质朴之气。他是个众所周知的卡通迷，公开照不是与阿童木相伴，便是站在巨大的机器猫和大雄身旁，腼腆地微笑，然而，那一部部清秀雅致、简洁大气、率性拓落的封面装帧，却又昭示着他的丰厚学养。
老一代装帧艺术家吕敬人曾说，陆智昌的封面设计对中国出版影响巨大，“阿智带来一种语境、一种意境，清秀、安静”，给内地书装吹来一股清风，提高了书籍之“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近日，本报记者连线这位封面设计大腕，畅谈封面之“美”那说不尽的深意。
专访“一石文化”艺术总监、装帧艺术家陆智昌：
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
“一本书‘美’的核心是情感”
《文化广场》：书有形态，还有神态，形态吸引了眼睛，神态才让人动心。好的封面应该兼具形态与神态之美，这是我所理解的封面之美。您所理解的封面之“美”具备哪些要素？您觉得一本书的“美”的核心是什么？
陆智昌：你说的可能是对“美”最标准的诠释了，也可算是基本的要素吧。关于一本书的“美”的核心，以我来看是情感吧。情之所在，形、神有时不一定那么重要。
《文化广场》：您对封面装帧设计的追求是什么？是否是您总提到的“润物无声”境界？一个完美的封面设计应该达到怎样的效果？
陆智昌：坦白说，真是无所求。“润物无声”不是单单能凭一己之力便能达到，它需要一个环境、一个时代的配合，到了某个机缘便有它生存的土壤。完美的封面设计……十多年前在巴黎的一间很小书店里，早上9时多的冬日洒满一角落的书桌，那时觉得书真美，至今难忘，这不知能不能解答这问题。
“心灵之美往往比物态之美更重要”
《文化广场》：在封面设计中，“美”与“丑”似乎也存在辩证关系。“美”是基本要求，但设计过程中不是将丑陋的筛出来、将美丽的堆积起来就能得到最好的一个，您的封面设计向来喜欢做减法，像我知道的《陈寅恪集》您读了很久才落笔设计，但最后出来的方案竟然极其简洁，封面上面一小块地方为出版者、作者和书名，下面一片开阔天地，只有两列文字，文字为陈寅恪撰文、林志均书丹的王国维墓志上的拓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些读者并不能体会这种洗尽铅华的“美”，能否借此谈谈封面设计中“美”与“丑”的关系？
陆智昌：有一个小秘密，有些很简单的设计是用加法加出来的……“美”与“丑”在正常情况下，本应有一个常人的标准，但总是难以说个明白，这人视之为美的可能之于他人是丑。买书的时候我好像也不太在乎封面设计中“美”与“丑”，我更在乎参与者是否尽心去做，心灵之美往往比物态之美更重要。那么说，我们应如何寻找真正的美才是重要的。
“不能否认有时艳俗中是有美态的”
《文化广场》：有研究证明，封面确实对读者的购买欲望产生影响。为此，有的设计者迎合市场，有的设计者仍然坚持设计的引导功能，不让读者永远停留在较低的审美层次里。在您的设计理念中，是怎样平衡这样两种倾向的？
陆智昌：封面对读者的购买欲望的关系肯定是有的，但会有一个临界点，亦即是说到了某一个数量，这关系不一定存在。
设计者与市场的问题，这是关于设计目的的问题，现代设计包含了很多层面，所要考虑的事情是不少的。迎合市场不一定等于不坚持设计的引导功能，亦不一定等于出现较低的审美层次，这只视乎设计者的水平和工作态度。在工作过程中，我确实是很少刻意纠缠于这个问题。时刻怀着平常心，会比较容易找到方向。另一方面来说，不能否认有时艳俗中是有美态的，关键是如何演绎。
影响最深刻的竟是《十万个为什么•天体卷》
《文化广场》：世界封面设计史上，您个人觉得最“美”的封面设计有哪几种？能否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它们“美”在哪里？
陆智昌：我很少用一个封面去看一本书是否“美”，这种抽离方式是没有多大意思的。我喜欢读的书有些是相貌平庸的，更极端的是影响我最深的一本“书”是十岁左右回乡时见到的一本只剩三分之二内页的《十万个为什么•天体卷》，至今我经常用这个体验去思考封面和书的关系。
《文化广场》：出版社各取所需，设计者也会有自己感兴趣的选题，有的设计名家不愿意给市场化很强的书做设计，你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书去作封面设计？
陆智昌：这问题好像包含了几个层次，首先要判断出版社所需要的对于他们来说是否恰当？设计者是否具备一定能力解决他们兴趣以外的选题？市场化很强的书是否一定没有发挥的空间？但这些都好像不是影响我个人选择的原因。挑书不如挑人，设计最大的环节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亦是最难的一个部分。
“我始终相信‘出版能救国’这些老调”
《文化广场》：您曾游学法国两年，并习版画于巴黎十七号版画室。那段经历对您的设计理念影响大吗？
陆智昌：影响是很大的，那里是一个很宽松的环境，有着各色人等。大家的法文都那么差，交谈起来更开心，真怀念那时大概下午4时左右大伙到隔壁那破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光，谈天说地，当中体会到的是不同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
《文化广场》：曾看到您说自己最珍爱的一本书《一个人的受难》，内有心仪的画家作品，更重要是有浓浓的鲁迅装帧风格。鲁迅是您喜爱的装帧设计家吗？或者说鲁迅那一代装帧设计大师，廖冰兄、钱君稥、叶灵凤、丰子恺等，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创造了首屈一指的图书设计，您的设计理念是否也浸染了中国装帧设计的深厚血缘，受到老一代大师的深刻影响？ 陆智昌：鲁迅，当然是。关于血缘……这点我自己不太清楚了，反而对于书、出版，我的看法倒有点像老式出版人，我始终相信“出版能救国”这些老调。
“文化因思考而延续，不在于它表面形式的更迭”
《文化广场》：您设计的董桥自选集使用了与杜拉斯系列和陈寅恪文集相同的近于6：4的版面分割方法，其实，这种分割一般来说是有害的，因为它模棱两可，不过对于表现文化这种复杂的思想性题材，过于清晰与直白才是有害的。我想知道您的本意是否也是这样？
陆智昌：这世界确是有黄金比例的存在，依样画葫芦，效果不会太差的。规条以外是否还有别的方法，这是我经常想的问题，这个重点好像它不在于其复杂或简单、清晰或模糊，而在于曾否思考过。文化因思考而延续，不在于它表面形式的更迭。
《文化广场》：学术图书并不容易做出风格，更很难从这种图书的装帧上看出书籍的内容和风格，然而您本人策划的建筑专业书《作文本》却通过一张折叠起来的建筑设计图作为护封，制造出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创意，当初是怎么产生的？
陆智昌：这个是根据作者的要求而配合出来的做法，作者希望内文不加插图以强调内容的文本性。那么原有的图片得要想个方法处理，现在的模样是经过无数次改动才定下来的，其中包括纸张上的工艺问题都做了不少的试验，原始的想法与这个成品有很大差别。
“我是一个迷恋机器的人，有很多台苹果电脑”
《文化广场》：普通的腰封设计有一弊病，大多腰封与封面及整体割裂，尤其是那种为广告而存在的腰封。您设计的书籍也喜用腰封，却增强了书籍的形式美感，让读者多了玩赏的余地，像《明月四十年》采用的大腰封，封面只露出3厘米，腰封与封面同样用心，颜色却形成巨大反差。您通常是应出版社要求设计腰封，还是根据书的内容、封面的整体需求添加呢？您设计腰封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陆智昌：腰封通常是我提出来才加上去的。加上去的内容大多是带有宣传的字句，目的很简单，将那些宣传字句搁在上面，封面会纯粹一点。这东西既然是书的一部分，当然就要考虑它与书的整体性结合的问题，当中同样要考虑的是去掉这东西后封面会是怎么的模样，这同样重要。
《文化广场》：现在的电脑技术给设计者带来了很大方便，等于把工厂搬到办公室来了，设计者可以控制它整个的质量。然而，设计能力是否也同样得到了提高？有观点认为，电脑的出现事实上降低了设计的门槛，封面设计还是要突出人的思维功能，您怎样认为？据说您在设计时也并不太依赖电脑，仍以手绘居多，是这样吗？
陆智昌：我是一个迷恋机器的人，手边有很多很多台苹果电脑，有时还会用十多年前的老式电脑做设计。它们确实是我可信任的朋友，每台机器都有它们不一样的脾性，早前坏了一台伴了多年的电脑，纳闷了几天。得明白我是手工时代便开始做设计，确实很怀念以往的手工作业的方式，但更享受现今科技带来的便利。电脑的好处和坏处只视乎用者之心。我是很少用手稿的人，所以没有什么笔记、手绘的东西，构想都在脑袋中完成，最后就用电脑完成制作。
行业的壮大不能只靠“精英”
《文化广场》：是否可以评价一下目前内地书设计发展的现状？与香港、台湾有什么不同？与世界装帧设计相比，是否还存在明显差距？
陆智昌：比起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进步不少，香港的情况我已不太清楚，与台湾的比较，内地的设计师好像更容易能将个人的特点展示出来。与世界装帧设计相比，明显是整体水平不够平均。
《文化广场》：就您所了解，中国书装设计发展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是否在于设计者们对书籍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陆智昌：这种水平不平均的现象，我想可能是中国书装帧设计发展的瓶颈，一个行业的壮大不能只靠一小部份“精英”。这问题只单单说成是设计者们对书籍的理解不够，太片面了。问题的出现，总会有方方面面的原因，尤其在中国内地。我想，不光是设计者，应该是所有人都去思考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
人物简介陆智昌，香港出生，现居北京。1988年以甲等成绩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平面设计课程。曾于香港从事书籍装帧设计工作10年，其间曾游学巴黎两年，并习版画于巴黎17号版画室。他参与设计的书籍曾获奖达40多项，并获2004年第六届全国书籍装帧设计金奖“中国最美的书”。他设计的书包括：《我们仨》、《安徒生剪影》、《洛丽塔》、《作文本》、《创意市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杜拉斯作品系列、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奥尔罕•帕慕克作品系列等。最近由他设计的《雷锋（1940－1962）》受到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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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是刊登于《深圳商报》2007/08/06的访谈，是旧文。链接如下：http://www.szonline.net/Channel/content/2007/200708/20070806/39165_2.html
陆智昌：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
深圳商报 刘悠扬 2007/08/06
初闻“陆智昌”，这颇显老派的名字，暗想定是在京城文化熏染多年，方有如此功力。未料，这位拥有无数拥趸的装帧艺术家，不仅年轻而时尚，更加远离中原文化，他的成长与成熟都是从香港起步。
陆智昌是个奇妙的混合体。他的设计是从西方学来的，却偏偏在强烈的形式感、色彩感中注入中国式的写意和诗意。他是个标准的机器迷，手边有很多台苹果电脑，慢条斯理的腔调与文字中却流淌着一股老派文人的质朴之气。他是个众所周知的卡通迷，公开照不是与阿童木相伴，便是站在巨大的机器猫和大雄身旁，腼腆地微笑，然而，那一部部清秀雅致、简洁大气、率性拓落的封面装帧，却又昭示着他的丰厚学养。
老一代装帧艺术家吕敬人曾说，陆智昌的封面设计对中国出版影响巨大，“阿智带来一种语境、一种意境，清秀、安静”，给内地书装吹来一股清风，提高了书籍之“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近日，本报记者连线这位封面设计大腕，畅谈封面之“美”那说不尽的深意。
专访“一石文化”艺术总监、装帧艺术家陆智昌：
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
“一本书‘美’的核心是情感”
《文化广场》：书有形态，还有神态，形态吸引了眼睛，神态才让人动心。好的封面应该兼具形态与神态之美，这是我所理解的封面之美。您所理解的封面之“美”具备哪些要素？您觉得一本书的“美”的核心是什么？
陆智昌：你说的可能是对“美”最标准的诠释了，也可算是基本的要素吧。关于一本书的“美”的核心，以我来看是情感吧。情之所在，形、神有时不一定那么重要。
《文化广场》：您对封面装帧设计的追求是什么？是否是您总提到的“润物无声”境界？一个完美的封面设计应该达到怎样的效果？
陆智昌：坦白说，真是无所求。“润物无声”不是单单能凭一己之力便能达到，它需要一个环境、一个时代的配合，到了某个机缘便有它生存的土壤。完美的封面设计……十多年前在巴黎的一间很小书店里，早上9时多的冬日洒满一角落的书桌，那时觉得书真美，至今难忘，这不知能不能解答这问题。
“心灵之美往往比物态之美更重要”
《文化广场》：在封面设计中，“美”与“丑”似乎也存在辩证关系。“美”是基本要求，但设计过程中不是将丑陋的筛出来、将美丽的堆积起来就能得到最好的一个，您的封面设计向来喜欢做减法，像我知道的《陈寅恪集》您读了很久才落笔设计，但最后出来的方案竟然极其简洁，封面上面一小块地方为出版者、作者和书名，下面一片开阔天地，只有两列文字，文字为陈寅恪撰文、林志均书丹的王国维墓志上的拓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些读者并不能体会这种洗尽铅华的“美”，能否借此谈谈封面设计中“美”与“丑”的关系？
陆智昌：有一个小秘密，有些很简单的设计是用加法加出来的……“美”与“丑”在正常情况下，本应有一个常人的标准，但总是难以说个明白，这人视之为美的可能之于他人是丑。买书的时候我好像也不太在乎封面设计中“美”与“丑”，我更在乎参与者是否尽心去做，心灵之美往往比物态之美更重要。那么说，我们应如何寻找真正的美才是重要的。
“不能否认有时艳俗中是有美态的”
《文化广场》：有研究证明，封面确实对读者的购买欲望产生影响。为此，有的设计者迎合市场，有的设计者仍然坚持设计的引导功能，不让读者永远停留在较低的审美层次里。在您的设计理念中，是怎样平衡这样两种倾向的？
陆智昌：封面对读者的购买欲望的关系肯定是有的，但会有一个临界点，亦即是说到了某一个数量，这关系不一定存在。
设计者与市场的问题，这是关于设计目的的问题，现代设计包含了很多层面，所要考虑的事情是不少的。迎合市场不一定等于不坚持设计的引导功能，亦不一定等于出现较低的审美层次，这只视乎设计者的水平和工作态度。在工作过程中，我确实是很少刻意纠缠于这个问题。时刻怀着平常心，会比较容易找到方向。另一方面来说，不能否认有时艳俗中是有美态的，关键是如何演绎。
影响最深刻的竟是《十万个为什么•天体卷》
《文化广场》：世界封面设计史上，您个人觉得最“美”的封面设计有哪几种？能否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它们“美”在哪里？
陆智昌：我很少用一个封面去看一本书是否“美”，这种抽离方式是没有多大意思的。我喜欢读的书有些是相貌平庸的，更极端的是影响我最深的一本“书”是十岁左右回乡时见到的一本只剩三分之二内页的《十万个为什么•天体卷》，至今我经常用这个体验去思考封面和书的关系。
《文化广场》：出版社各取所需，设计者也会有自己感兴趣的选题，有的设计名家不愿意给市场化很强的书做设计，你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书去作封面设计？
陆智昌：这问题好像包含了几个层次，首先要判断出版社所需要的对于他们来说是否恰当？设计者是否具备一定能力解决他们兴趣以外的选题？市场化很强的书是否一定没有发挥的空间？但这些都好像不是影响我个人选择的原因。挑书不如挑人，设计最大的环节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亦是最难的一个部分。
“我始终相信‘出版能救国’这些老调”
《文化广场》：您曾游学法国两年，并习版画于巴黎十七号版画室。那段经历对您的设计理念影响大吗？
陆智昌：影响是很大的，那里是一个很宽松的环境，有着各色人等。大家的法文都那么差，交谈起来更开心，真怀念那时大概下午4时左右大伙到隔壁那破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光，谈天说地，当中体会到的是不同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
《文化广场》：曾看到您说自己最珍爱的一本书《一个人的受难》，内有心仪的画家作品，更重要是有浓浓的鲁迅装帧风格。鲁迅是您喜爱的装帧设计家吗？或者说鲁迅那一代装帧设计大师，廖冰兄、钱君稥、叶灵凤、丰子恺等，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创造了首屈一指的图书设计，您的设计理念是否也浸染了中国装帧设计的深厚血缘，受到老一代大师的深刻影响？ 陆智昌：鲁迅，当然是。关于血缘……这点我自己不太清楚了，反而对于书、出版，我的看法倒有点像老式出版人，我始终相信“出版能救国”这些老调。
“文化因思考而延续，不在于它表面形式的更迭”
《文化广场》：您设计的董桥自选集使用了与杜拉斯系列和陈寅恪文集相同的近于6：4的版面分割方法，其实，这种分割一般来说是有害的，因为它模棱两可，不过对于表现文化这种复杂的思想性题材，过于清晰与直白才是有害的。我想知道您的本意是否也是这样？
陆智昌：这世界确是有黄金比例的存在，依样画葫芦，效果不会太差的。规条以外是否还有别的方法，这是我经常想的问题，这个重点好像它不在于其复杂或简单、清晰或模糊，而在于曾否思考过。文化因思考而延续，不在于它表面形式的更迭。
《文化广场》：学术图书并不容易做出风格，更很难从这种图书的装帧上看出书籍的内容和风格，然而您本人策划的建筑专业书《作文本》却通过一张折叠起来的建筑设计图作为护封，制造出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创意，当初是怎么产生的？
陆智昌：这个是根据作者的要求而配合出来的做法，作者希望内文不加插图以强调内容的文本性。那么原有的图片得要想个方法处理，现在的模样是经过无数次改动才定下来的，其中包括纸张上的工艺问题都做了不少的试验，原始的想法与这个成品有很大差别。
“我是一个迷恋机器的人，有很多台苹果电脑”
《文化广场》：普通的腰封设计有一弊病，大多腰封与封面及整体割裂，尤其是那种为广告而存在的腰封。您设计的书籍也喜用腰封，却增强了书籍的形式美感，让读者多了玩赏的余地，像《明月四十年》采用的大腰封，封面只露出3厘米，腰封与封面同样用心，颜色却形成巨大反差。您通常是应出版社要求设计腰封，还是根据书的内容、封面的整体需求添加呢？您设计腰封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陆智昌：腰封通常是我提出来才加上去的。加上去的内容大多是带有宣传的字句，目的很简单，将那些宣传字句搁在上面，封面会纯粹一点。这东西既然是书的一部分，当然就要考虑它与书的整体性结合的问题，当中同样要考虑的是去掉这东西后封面会是怎么的模样，这同样重要。
《文化广场》：现在的电脑技术给设计者带来了很大方便，等于把工厂搬到办公室来了，设计者可以控制它整个的质量。然而，设计能力是否也同样得到了提高？有观点认为，电脑的出现事实上降低了设计的门槛，封面设计还是要突出人的思维功能，您怎样认为？据说您在设计时也并不太依赖电脑，仍以手绘居多，是这样吗？
陆智昌：我是一个迷恋机器的人，手边有很多很多台苹果电脑，有时还会用十多年前的老式电脑做设计。它们确实是我可信任的朋友，每台机器都有它们不一样的脾性，早前坏了一台伴了多年的电脑，纳闷了几天。得明白我是手工时代便开始做设计，确实很怀念以往的手工作业的方式，但更享受现今科技带来的便利。电脑的好处和坏处只视乎用者之心。我是很少用手稿的人，所以没有什么笔记、手绘的东西，构想都在脑袋中完成，最后就用电脑完成制作。
行业的壮大不能只靠“精英”
《文化广场》：是否可以评价一下目前内地书设计发展的现状？与香港、台湾有什么不同？与世界装帧设计相比，是否还存在明显差距？
陆智昌：比起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进步不少，香港的情况我已不太清楚，与台湾的比较，内地的设计师好像更容易能将个人的特点展示出来。与世界装帧设计相比，明显是整体水平不够平均。
《文化广场》：就您所了解，中国书装设计发展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是否在于设计者们对书籍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陆智昌：这种水平不平均的现象，我想可能是中国书装帧设计发展的瓶颈，一个行业的壮大不能只靠一小部份“精英”。这问题只单单说成是设计者们对书籍的理解不够，太片面了。问题的出现，总会有方方面面的原因，尤其在中国内地。我想，不光是设计者，应该是所有人都去思考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
人物简介陆智昌，香港出生，现居北京。1988年以甲等成绩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平面设计课程。曾于香港从事书籍装帧设计工作10年，其间曾游学巴黎两年，并习版画于巴黎17号版画室。他参与设计的书籍曾获奖达40多项，并获2004年第六届全国书籍装帧设计金奖“中国最美的书”。他设计的书包括：《我们仨》、《安徒生剪影》、《洛丽塔》、《作文本》、《创意市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杜拉斯作品系列、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奥尔罕•帕慕克作品系列等。最近由他设计的《雷锋（1940－1962）》受到普遍关注。
Thursday, April 2, 2009
抄書：梁文道老師寫的
讀書修行。這，非常重要。
梁文道：读一本书，做一段修行
中文原来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要读书先要学句读，自己去给文章加标点符号。这个任务是读者的，而不是作者的。不只中文是这样，英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也都没有标点符号。看来，不只中国，全世界的作者都喜欢折磨他的读者们。
大家有没有想过古人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读者?古代书的产量是很低的，市面能找到的书的种类也很少。罗马帝国时代一年只能出产一两百种书。中世纪末期有个欧洲最博学的学者——他一辈子也只看过800多本书，所以古人的博识与今天是不一样的。大家都说孔子很博学，但那时候有几本书呢？古人讲究的博学是深读，用英文说就是Intensive Reading。一两百本书放在你面前，可能是你一生要读的书了，所以要慢慢读、一个字一个字读，读完再读，一遍遍体会字里行间的意思——很快读完，以后没得读岂不很痛苦?
古代为什么没有标点符号?因为他不需要读那么快。标点符号的流行只是近两三百年间的事情。标点符号是怎么诞生的呢？它其实是一个商业行为的结果。五六百年前，欧洲出现了古登堡印刷术，书籍出现并成为最古老的工业产品，进入市场成了商品。出于成本考虑，印刷商也就是书商就想做大量印刷来摊薄成本，于是他们发明了标点符号，让书变得更容易读、读得更快。这还不够，还要分段。
古人的书是没有分段的，也没有章节。今天我们看《论语》，一篇与另一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卷只是物质上的单位，竹简不够了，再换一卷继续写。中国古代的书是这样，印度、阿拉伯、欧洲的书也是这样。印刷术出来之后，出版商才开始给书籍做段落篇幅的划分。
分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前欧洲人读不分段的《圣经》每次都老老实实从开篇读起，《圣经》分段以后，人们开始认为不同的段落重要程度不同，分歧就产生了。所以英国大哲学家约翰·洛克说： “《圣经》分段印刷是无耻商人酿制的悲剧，他们为了让《圣经》更畅销强行分段，分段以后我们的信仰将四分五裂。”后来的结果被洛克不幸言中——基督教分裂成一大堆教派、教会。所以怎么印实在很重要，印刷术的产生令我们离开精读，开始泛读。
很多人问我，如何读得快一点，但其实如何读得好更重要。古人是怎样读书的呢?他们不是看，是反复地读，慢慢地读，读出声音来。朗读能让人沉浸到书里面去，这样一个沉浸的状态会产生一个重要的效果——这就是修炼的效果。
我手中是一本《沉思录》，这本书现在在中国很热，因为温家宝总理在看，克林顿、布什、密特朗都看过。奥勒留并不是为出版而写的，他是写给自己读的——不断研读，修身养性。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本修行集，他的写作本身就是修行，之后的不断研读也是。写作，在英文里面就叫Spiritual Writing，所以它的读者也要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修炼来读，不断地读、反复地读。这些领导人一遍遍地读《沉思录》，就是在做精神修炼。古人读《论语》也是这样。所以读书是为了改变自己，变化人格，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一点古人都是知道的。
很多人一辈子读《红楼梦》，每次都看到不一样的意思，古人反复读为的不是这个，他是每次都读到同一个意思。他是要不断地再三地提醒自己，比如，“当一个人对你做错事情之后，你不要愤怒，你反而要去想他为善或为恶的理由，然后你就不会愤怒了”，容不容易懂?做不做得到?这种书不是要你明白它的意思，是要你去做。所以真正读书读得好的人都会被某一本书变成另外一个人。古代读书人一定要是一个好人，如果不是一个好人证明书没有读好。所以读书是一种修炼，一种transformation(转变)。 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发现今天大家只是把读书当做一个工具，通过它拿到什么东西。读书其实是一种精神操练，是我们已经失落的一个传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恢复它，找一本书去修炼自己，追求自己的变化。
梁文道：读一本书，做一段修行
中文原来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要读书先要学句读，自己去给文章加标点符号。这个任务是读者的，而不是作者的。不只中文是这样，英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也都没有标点符号。看来，不只中国，全世界的作者都喜欢折磨他的读者们。
大家有没有想过古人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读者?古代书的产量是很低的，市面能找到的书的种类也很少。罗马帝国时代一年只能出产一两百种书。中世纪末期有个欧洲最博学的学者——他一辈子也只看过800多本书，所以古人的博识与今天是不一样的。大家都说孔子很博学，但那时候有几本书呢？古人讲究的博学是深读，用英文说就是Intensive Reading。一两百本书放在你面前，可能是你一生要读的书了，所以要慢慢读、一个字一个字读，读完再读，一遍遍体会字里行间的意思——很快读完，以后没得读岂不很痛苦?
古代为什么没有标点符号?因为他不需要读那么快。标点符号的流行只是近两三百年间的事情。标点符号是怎么诞生的呢？它其实是一个商业行为的结果。五六百年前，欧洲出现了古登堡印刷术，书籍出现并成为最古老的工业产品，进入市场成了商品。出于成本考虑，印刷商也就是书商就想做大量印刷来摊薄成本，于是他们发明了标点符号，让书变得更容易读、读得更快。这还不够，还要分段。
古人的书是没有分段的，也没有章节。今天我们看《论语》，一篇与另一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卷只是物质上的单位，竹简不够了，再换一卷继续写。中国古代的书是这样，印度、阿拉伯、欧洲的书也是这样。印刷术出来之后，出版商才开始给书籍做段落篇幅的划分。
分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前欧洲人读不分段的《圣经》每次都老老实实从开篇读起，《圣经》分段以后，人们开始认为不同的段落重要程度不同，分歧就产生了。所以英国大哲学家约翰·洛克说： “《圣经》分段印刷是无耻商人酿制的悲剧，他们为了让《圣经》更畅销强行分段，分段以后我们的信仰将四分五裂。”后来的结果被洛克不幸言中——基督教分裂成一大堆教派、教会。所以怎么印实在很重要，印刷术的产生令我们离开精读，开始泛读。
很多人问我，如何读得快一点，但其实如何读得好更重要。古人是怎样读书的呢?他们不是看，是反复地读，慢慢地读，读出声音来。朗读能让人沉浸到书里面去，这样一个沉浸的状态会产生一个重要的效果——这就是修炼的效果。
我手中是一本《沉思录》，这本书现在在中国很热，因为温家宝总理在看，克林顿、布什、密特朗都看过。奥勒留并不是为出版而写的，他是写给自己读的——不断研读，修身养性。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本修行集，他的写作本身就是修行，之后的不断研读也是。写作，在英文里面就叫Spiritual Writing，所以它的读者也要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修炼来读，不断地读、反复地读。这些领导人一遍遍地读《沉思录》，就是在做精神修炼。古人读《论语》也是这样。所以读书是为了改变自己，变化人格，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一点古人都是知道的。
很多人一辈子读《红楼梦》，每次都看到不一样的意思，古人反复读为的不是这个，他是每次都读到同一个意思。他是要不断地再三地提醒自己，比如，“当一个人对你做错事情之后，你不要愤怒，你反而要去想他为善或为恶的理由，然后你就不会愤怒了”，容不容易懂?做不做得到?这种书不是要你明白它的意思，是要你去做。所以真正读书读得好的人都会被某一本书变成另外一个人。古代读书人一定要是一个好人，如果不是一个好人证明书没有读好。所以读书是一种修炼，一种transformation(转变)。 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发现今天大家只是把读书当做一个工具，通过它拿到什么东西。读书其实是一种精神操练，是我们已经失落的一个传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恢复它，找一本书去修炼自己，追求自己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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