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書：做動畫就是搥石仔

創意與工藝，同樣重要。(見藍色headlight字)滴滴答答，創作就是這樣慢慢一步一步搥石仔吧。好感動~

(題外話，我在想，工藝得不到尊重，是否可以用女性主義的框架作解釋？若戰爭中強姦敵國女性=侵略敵國的財產；男人=用腦，女人=用手，創作：男人=做大事=創，女人=做小事=作，這可會是分析的方向？若假設正確，那要解決工藝得不到尊重的問題，可能要由性別平等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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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9-08-23 文：梁款 藍色headlight為泊主後加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梁款訪問謝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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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立文： 香港工匠

二○○二年夏天，我提着背包，到博識出版社在灣仔的會址，訪問謝立文。出發前，我聽一位在家排行第八的朋友說，謝立文不喜歡接受訪問，並且堅拒上鏡，因此至今大部分香港市民皆不知其容貌。朋友忠告，這個人，有點怪，要小心。
因為這個忠告，那天我小心按鈴、小心請安、小心訪問，並用盡眼力記下謝立文的面容。往後幾個月，我定期造訪博識，跟謝立文開會、談話，談麥兜的重，和香港文化的輕。
然後，我遇上我那個朋友，我對他說，謝立文不怪，卻有點儍（他自己說的）。我小心寫下筆記，對謝還有以下兩點觀 察：
一、背景複雜
他對自己的童年記憶「幾乎是零」，對成長的地區「無印象」，只記得整個中學考試「一路幾乎包尾」，但「六年班已經看過大部分瓊瑤、金庸、古龍」，然後已經讀「深少少的書，例如羅素」。在澳洲讀大學時他考慮過讀美術，又考慮過電腦，甚至教育，結果是電腦、教育、哲學、心理，什麼都讀。
二、品性單純
他講生意不大經意，搞創作信奉隨機，意識形態屬少少左傾的人文主義。他束短髮，皮膚比想像略為黝黑，五官端正但不招搖（英國人所指的not calling attention to himself）。他經常穿T 恤、短褲，氣質上提醒我村上春樹（抑或是梁文道？）的金句： 「喜歡舒伯特的男人，總不可能是壞人吧。」○三沙士之後，我拿着這些筆記，寫了一篇長文，說麥嘜漫畫生於九七前的燦爛香港，一出世就遇上中產成型、市場分眾和本土意識的發大。謝立文跟麥家碧聯手創作了一堆背景複雜但品性單純的動物，立足生活，回應社會，說了很多表面很輕，其實很重的笑話。這些笑話教小朋友開懷，要大教授沉思，成就了香港流行文化的一朶奇葩。
文章盡頭，見謝立文自白： 「我現在做的東西叫流行文化，你不可以不理別人。你覺得一件東西不行，你就要走位，不可以牛頸。你說走入大中華的問題，我覺得會是一個好的嘗試。」我說：這將會是另一個有趣的故事。
為了這個有趣的故事，二○○九年夏天，我提着背包，到灣仔一間離開鬧市的餐廳，訪問謝立文。幾年沒見，謝立文五官依然端正，皮膚繼續黝黑。我知道他一定拒絕上鏡（因此沒攜相機），他告訴我最好不要訪問（結果改為→飲食、閒談）。見面時我們握手，這隻手肥、厚肉、帶點「粗鞋」，是一隻鮮活的手。然後我們開始飲食、閒談，談麥兜走入大中華練功學武的遭遇、談大陸的氣，香港的味、談3D 動畫美藝、本土市場限制、廣州街頭的鹵水乳狗、創意產業的細水長流、莊子的話、Leonard Cohen 的詩、做人處世的「繁」、「簡」、「加」、「減」， 「倚」「動」入「靜」。
吃完甜點之後，我確認了一些我攜來赴約的心底印象：謝立文愛思想，對自己的搞作和香港的所為，想得很多很清很細。謝立文很慷慨，對身邊的人和事有堅持但不執著，凡事可為就試為，不可為就不為。但我最在意他的手，那隻肥、厚、略帶「粗鞋」的手。謝立文說自己是「手作仔」，喜歡「搥石」，我覺得他是一個工匠。我想起日本民藝大師柳宗悅的教誨： 「手與機器的根本區別則在於，手總是與心相連，而機器則是無心的。所以手工藝作業中會發生奇蹟，因為那不是單純的手在勞動，背後有心的控制，使手製造物品，給予勞動的快樂，使人遵守道德，這才是賦予物品美之性質的因素」。
以下的訪問「紀錄」，收起刀叉、不按時序，是一個隨意但老實的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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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動畫就是搥石仔

走遠了， 是有趣的， 沒趣的是多了很多創作以外的東西要做
梁：過去幾年，你埋首製作《麥兜响噹噹》，過程開心嗎？
謝：不算太開心，感覺有些勉強。其實是單打獨鬥，根本沒有條件做，但要夾硬來。香港沒有人懂得做動畫，以前拍《麥兜故事》時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今天人人都看3D（三維動畫），我不是不能做3D，但一來成本很貴，二來我現在都不太能夠接受那套美學，不是自己那杯茶。但我已開始了做動畫，很難到這刻說不做，難道要我去當的士司機嗎？
加入大陸元素，要兼顧很多不是創作人要兼顧的東西，劇本也有一些阻滯。這部片要在大陸上映，一開始你知道要寫一個道教人物，其實已有多少顧忌。你不會是Harry Potter，不會隱形，因為這樣會變成侮辱宗教。我想如果將劇本寫成《菠蘿油王子》那樣，肯定連批文也拿不到，他們看不明就打回頭。
另外，本來我創作習慣邊做邊改，但今次不容許這樣做，因為劇本已經事成批核了。以我從前的經驗，要是見到一場戲不行，會整場丟掉，現在沒有了這個彈性，只好盡量捉住那場戲，死「捽」，不行也照樣去。
當然創作過程也有開心的地方，始終整件事擴大了，會遇到不少新鮮的事，例如到配音時，我大開眼界：國語版用東北聲來搞對白，其實幾得意，例如那首《人細細》插曲，十分廣東的音樂，我想如果找北方人來唱會如何？
連自己都不知道，出來效果又順理成章。這些就是我們所謂嶺南文化的「劣根性」，喜歡試，喜歡混， 「咦？山東佬唱，正喎！」那種感覺。
所以走遠了，是有趣的，沒趣的是多了很多創作以外的東西要做。
梁：現在在港公映的版本有哪場戲你覺得不行？
謝：其實整個武當山的戲都不行。如果彈性較大，我想我會在那個地方做得更hea，現在我覺得那場戲過分認真。
梁：其實都已經幾hea，連公仔麵都煮了。
謝：我覺得未夠。起碼每個角色都可以更hea 一點，包括道長、道姐和班「?仔」，現在太乖，太順理成章。
這不能怪別人，應該自己完全想好才交劇本，但我不是這樣。其實現在很多人都不是這樣，現在拍戲不流行分鏡，如果套戲預算多一點，你可以三部攝影機同時啟動，拍了片回來再打算。但這樣做很奢侈，對動畫來說更加奢侈。再加上外判合作上種種事情，一邊拍一邊調整的機會很小。

「創意」這個字很「大鑊」

梁：外判合作，實情怎樣？
謝：我們有很多外判的畫面工作在內地做，過程中要面對很多溝通失靈，交出來的東西改完又改，有時反覆六次，都照老模樣給你，整個感覺是「『磨』囉」！
最初理想是在香港做，不需要走那麼遠。合作過後更覺得香港人其實幾適合做動畫。現在很多外判合作的問題不在技術，而是在見識上，我們對件事的看法有別，所以溝通失靈。
他們有些既定的想法，改也改不了。
內地人不單做動畫，做很多事情都有一個架構，做景要有一個很「對」的透視點，或者草稿上所有的東西都要做對，線要描至全準，他們才肯下色。他們很依程序，有個人會負責處理妥當所有的稿，人要放在什麼位置，每個人都有個結構，正面，四分三面，側面如何如何，有一組東西去跟。例如行路，他們會關心人體力學的事，你的身稍為傾側會如何，他們的專業訓練就是這些。你無法說服他們，跟他們反覆說過無需那樣，他們當聽不見。
他們做事要有規格，定了就不能動；反而我們香港蠱惑仔，可能因為技術低，不懂什麼力學，這樣不行就那樣，畫好就拆layer 慢慢砌，你想怎樣就怎樣。
外判方面有很多東西是做多了，我們整天就在「減」。結果我們再也不說，就在香港找人去「減」。所以我說香港其實有條件做這些工作，因為大家更容易溝通。這些未必是創作，是人手密集的東西，但比起穿膠花又好一點，工作滿足感較大。現在其實很多工序需要這類人，但不知為何無法改善。
梁：我也覺得這幾年社會關心創意，但忽視了手作，將手作的工夫和見識，看成是簡單和低技術的操作。
謝： 「創意」這個字很「大鑊」，特別那個「意」字。許多人都在問，創作靈感從哪裏來，我就寧願多一些人穿膠花，要建立一個工業，大家一起做，不要一步登天。
其實穿膠花與「創意」中間有很大的空間。
我並非要所有做動畫的人都去穿膠花，即使內地的動畫，也不因為他們穿膠花的技術出現問題，而是還有一些真正與個腦有關的事。現在的情况很極端，創意只講個「意」字，不講做，要不然只剩下單純勞力的人，中間那些哪裏去了。
現在的大學，大家都搞理論，講創意工業講多媒體，結果都是得到一些很不成熟的人。你做個毛公仔都要人懂得畫紙樣，做個咖啡mug，張花紙如何燒到那個mug 上，現在全香港無一間學校教你如何做，大家都看小了這些事情。

不知能否做到， 其實首先是自己要過癮

梁：《麥兜响噹噹》在內地受歡迎，但不少人擔心，香港影人跟內地合作，令港產電影失去香港味。麥兜生於香港，現在北上習武，它的味道，你如何拿揑？
謝：其實失是一定失的了，根本由寫劇本開始已經有所遷就。現在大家多說互相滲透，香港人多了大陸味，大陸人多了香港味。
梁：有沒有考慮過大陸觀眾其實更想看到有特別氣味的香港人？
謝：想還想，你不可以將自己鎖在這裏。香港的事，你可以再講幾多？你再講茶餐廳，再多拍六部片，又如何？
我的意思是大家要做自己喜歡又做得好的事，但不需要將那件事放在前面，做招牌，或者做要保護的標籤。做得好的話，那件事自然會發生。
梁：在創作上，我覺得《麥兜响噹噹》有新的試驗，例如加入較多3D 畫法，和整體講故事的方法。
謝：我之前拍《菠蘿油王子》有個實驗，想知道一套動畫可以塞到多少東西。我覺得動畫是薄弱的東西，難聽一點是不知為什麼要去戲院看它。一套動畫如果沒有好的演技，張力已低很多。還有，那個世界是薄的。你能夠靠動畫去說一個多深的故事？應在電視看的為什麼要到戲院看？我覺得可以塞它，看塞到什麼地步才會爆煲。那次其實是我想試驗一個那麼薄弱的媒體，做到最盡可以怎樣的。做完發覺幾乎塞到爆。
今次我嘗試倒轉看。這個媒體有它本身的特性，應該是個簡潔的東西。動畫漫畫當初存在不是因為它複雜，是因為它簡單。我想試驗，如果簡單一點，又可以裝到幾多想法？今次這套片，故事比《菠蘿油王子》大，但手法簡單很多。即是說我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中國方式，你看莊子寓世不靠扭計，他靠直述，講個比喻，沒玩結構，沒玩心理。想試用一個直述的方法，不用任何技巧，講一個幾大的故事。
不知能否做到，其實首先是自己要過癮。
梁：這套戲，講歷史，也講未來，題旨很大，但說法簡約，寫出無技巧的技巧。我記得幾年前讀你的《麥嘜微小小說》，你已經主張用少字。
你引述歌唱詩人Leonard Cohen 的金句： 「我希望用一個字說盡要說的話。我厭惡出現在句子開端與完結間的所有東西。」我覺得其實你一直在討論「如何說我要說的話」，不同媒體，有不同的特性，動畫不是你最熟悉的媒體，於是你試先「塞」後「簡」。
謝：既然有這麼多資金和這麼多人陪你一起瘋，就做啦。
梁：怎樣考慮市場？
謝：很難考慮市場，一來是孤軍作戰，二來我一直做的是2D 漫畫。這次想多了一些，畫面上刻意做大一點。但荷李活的3D，我一直覺得好「肉酸」，已去到醜樣的地步，但人們覺得很美，沒辦法。我很討厭那樣反光，好像很勁很真，但其實很「娘」。
梁：據說《响噹噹》片裏那場「清明上河圖」的戲的技術製作搞了一年，是真的嗎？
謝：因為時做又時停，不是很多人搞嘛，哈哈哈。
我們南方沿海的人生性有點奇怪， 這個淵源是丟不掉的梁：你給人的印象是讀洋書，寫現代人的故事，你對中華文化的知識是怎樣來的？
謝：近來看這類書多了。最近有位益友，叫趙廣超，帶挈了我。
梁：在香港戰後長大的一輩，不少以為歷史是由Beatles 誕生那天開始，他們很少看從前中華民族造紙和發明火藥等舊事。你的中華認知，是否也屬事後追補？
謝：其實很早有個根源。早年我去澳洲讀書，認識一個退休老人，他沒事忙，在看二十四史，一年看一本，剛讀過的忘記了，又由頭再來，完全是為了度日子。那時他跟我說了不少，但自己聽不下，那是我「左」的年代（梁：我知你喜歡讀馬克思）。你跟我說中國文化，沒用啦，但其實聽了不少。之後人漸漸大了，才見到當中的美麗。加上認識了趙廣超，他很有感染力，之後我慢慢看書，不算勤力，無目的地，慢慢看。
梁：你說的，我有同感。這幾年我研讀黃霑，重看香港歷史，發覺中華文化這條線索在香港十分重要。
謝：其實如果你用嶺南文化這把傘來看香港發展，既有歷史感，又可將大人物和像我這樣的「散仔」（庶民）也包括在內。你會看到香港經驗其實不是殖民地那麼簡單，它有一個遠一點的因素。我們南方沿海的人生性有點奇怪，這個淵源是丟不掉的。我一開始填詞已經知道自己「怪雞」，就是還在摸着那道水源，什麼何大儍呀那些，一落筆就知。
你說茶餐廳出現是因為中西文化混雜，其實不，就算沒有英國人，我們都會搞間狗肉壽司店，雖然不賣蛋撻，但賣狗肉壽司。

海頓沒有令你太多驚喜。但那份慷慨我們這個年紀的男人應該好好學

梁：這幾年你本人有什麼變化？
謝：老了。
梁：樣貌看不出來，你說的是心情？
謝：我想我再簡單點了，看書少了，聽音樂少了。
沒有什麼多了，坐下的時候多了。
梁：感覺比以前良好了？
謝：我覺得自己沒有那麼脆弱，身體和心靈上，可能和個人老了有關。但又不覺是老，覺得叫做「厚」了。
或所謂沉澱。
我覺得自覺多一點，但又自娛多一點，像更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和可以做到什麼。之前會猶豫：我是否要做多點？做什麼？現在我比較知道自己的能力，自己珍貴的地方在哪，就留住那些東西。
梁：你的體會，相當麥兜，我看你以前的東西也有提出這些想法，今天看，你是活在當中，並且更加有心將它傳開去。
謝：今次回內地工作，我和麥家碧分開宣傳，好像傳教那樣，她見娛記，我見副刊。我好犀利，講到記者喊。
梁：生活減省之後，餘下的是什麼音樂？
謝：聽回西洋古典，所以都是老了。
梁：按理應該是聽莫札特。
謝：海頓。海頓沒有令你太多驚喜。但那份慷慨我們這個年紀的男人應該好好學。慷慨，即是真的很想大家吃到一餐盛宴，讓大家飽肚，開開心心離開這個飯堂。
梁：你生活簡單，閒時聽海頓，但我想這個世界愈來愈不簡單，甚至會追趕你，例如要你帶頭示範什麼叫做創意，未來的西九恐怕也想將你變成一個耀目的大品牌。
謝：我覺得要把着海頓做人。你想大家好，要慷慨，可食多少就食多少。現在香港的問題是大家互相指摘，無人肯退，變成死結。創意是一個生態，現在這個生態結着，我無理由去加入這個結，應該有事就做，可做到就去做，現在不行遲些再做。
我們是「搥石仔」的，做動畫本身就是搥石。

問
梁款。港大社會學教授，專研流行文化，近年退後一步幫香港沉澱歷史，現正埋首已故知名填詞人黃霑的書信堆中。他說，有回憶才有歷史，有歷史才有博物館。

答
謝立文。麥嘜漫畫的創作人之一，一邊畫人生一邊沉澱，漸漸清楚自己就是麥兜的原型。新作《麥兜响噹噹》北上闖蕩大中華，票房成績斐然。

後記
各見滴答

這頓午餐，吃了兩個多小時，感覺貶眼就過。抹嘴，看鐘，慌忙跳上的士，趕快回家。
路上細嚼情境，記起剛才兩人重遇，互指對方「面容無變，依然『年輕』」，吃完炸薯條之後爭相剖白，說這幾年個人最大的得着是「變老了」。
麥兜教我，時間，可長可短，年齡，可大可小，回家的路，可快可慢，生活，到頭來是一種感覺。灣仔街頭，十個行人，十個時鐘，各見滴答。麥子仲肥的時鐘，三十六萬年報更一次。人類用手開天，用機器闢地，在歷史的長河，只及一瞬。
滴滴答答，謝立文繼續搥石。

自己食自己--一椰菜花兩味

椰菜花忌廉湯 + 雜炒椰菜花莖


上週六的菜。母不在家，留下一句：雪櫃個椰菜花要快啲食左佢，於是我又把她的廚房變成遊樂場。

椰菜花忌廉湯

弄的不好。懶惰，沒有用機打碎椰菜花。湯又有點過火。不過自己吃的，能放進口裡算了~


雜炒椰菜花莖

餘下的莖試試這樣煮：
煮法：
- 把莖部較粗的外皮去掉，斜切成片(直切切不斷纖維，吃起來會"老")，再切成絲
- 紅蘿蔔去皮、切片、再切成絲，腸仔切絲，薑切片
- 在鍋中下油爆薑。中大火炒椰菜花莖及紅蘿蔔。蔬菜開始軟身時加腸仔，炒至腸仔微彎。調味。
食得！好味過個湯。

我地必瘦站打嚟架

吓？我已經好瘦
一百磅都唔夠
又有胸
唔洗豐

呃…呃…好
唔該晒

(其實我想講
不如你轉工
罷啦

無謂同人吹
瘦咗有人追
健康自信隨

你睇我咁瘦
都唔見有男友
又血氣唔夠

就知呢套
信唔得過
架啦)

嗚…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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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哂係詩)
(必瘦站真係打過嚟)

羊毛氊狗狗及香菇

hi~你好~ 我是媽媽的第二個羊毛氊仔仔~


扒地狗狗


在脖子上有一圈長毛毛~


正面照一個


3/4面也照一個


狗狗說：我好喜歡這本美美的書~


香菇掛飾
某人說很像真，想把它吃掉…
(汗… 日系羊毛氊是走可愛風，不是像真風…)


底部


這次試做混色，效果也挺好的~

羊毛氊小鼠

新學的小手作，第一個成品:)

抄書：西西的詩：許多女子

許多女子
西西

許多女子
有一樁心事
廣為人知

找尋白馬王子
倒不如遠赴茅山
求太乙真人

一枝蓮花，三片荷葉
重塑凡身
好將肋骨還給亞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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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可惜太乙真人難尋

抄書：陆智昌：为每本书穿上最合身的衣裳

“我接受做不畅销书的命运”
“设计的目的不是用来炫耀设计者有多大的聪明才智，而是围绕着内容，做恰如其分的事情。”
~陆智昌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7-29
　
为每本书穿上最合身的衣裳

本报记者 从玉华

陆智昌从没写过自己的书，可他成了很多人阅读生活的一部分。

在书架上那些烫金、烫银、烫膜、压纹等“月饼盒”般过度包装的书中间，陆智昌设计的书一眼就能被认出来。许多人能一眼认出他的设计：模样简洁、明快的书，“像一只嗅觉敏锐的狗，很快就能找到他的气味”。

打开这些书，在版权页和勒口，那些静静的角落里多半能找到几个6号小字：装帧设计陆智昌。

这个中年男人，被许多人认为设计了“中国最美的书”。由他设计的许多书让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陈寅恪、米兰•昆德拉、杜拉斯、纳博科夫、帕穆克、董桥、林达、钱钟书等人的著作。

这个每天在家工作17个小时的“宅男”，并不知道网上有人在“异地追捕”他，有人专门收藏他设计的书，有人暗恋他。准确地说，他并不在乎外界的评价，他只在乎作者的评价，尽管他们中间很多人已经故去。

“设计的目的不是用来炫耀设计者有多大的聪明才智，而是围绕着内容，做恰如其分的事情。”他说。

把胡子修理得一丝不苟的陆先生是这样设计《在路上》的：标题设计像是旧式打印机在白纸上留下的墨迹，一句英文横跨了整个页面，前后都有半个省略号，就像是“永远在路上”的感觉，没有开始，没有结束。而通过这种连续的方式，他也使许多人联想到书作者杰克•凯鲁亚克在打字机上一气呵成地把整本书敲打出来的那些日日夜夜。

另一次，这个斯文的设计师还用一个“小逗号”，诠释朱天文的《巫言》。整页封面全都是白色的，连封面上唯一的图案，那个凸起的逗号，也是白色的。其简洁、干净得让人震惊。而为了构思这个极为简洁的设计，陆智昌花了几个月时间，构想了几百幅画面。

“天文已经够‘巫’，原来陆智昌更‘巫’，设计出比‘巫言’更‘巫’的封面。”上海人民出版社责编志凌感慨。

每做一本书，选择一次颜色，他几乎都要“病”一回。《洛丽塔》封面用了柠檬黄，带有微微的青色，正如全书的基调12岁孩子般稚嫩的颜色。设计很早就定出来，他却花了整整两个月，做了很多种组合，才挑出这种嫩黄嫩绿。有40多岁的男士说“这颜色有点意淫”，陆智昌回答：“是的，因为你看到了自己的内心。这正是文章要表达的颜色。”

他喜欢用白色，有人笑他，不久前出版的《北京跑酷》，如果摆在冰柜里，酷似一叠雪白的奶酪制品。而因为“书不耐脏”，有读者批评“陆智昌太自恋”，不体量读者“把玩”书的感受。

对此，他回敬说：好书就应该买两本，一本读，一本藏。事实上，他自己每次读书前，一定要先洗洗手。

“我承认，在书面前，我是病人，有时候的确很病态。”在北京798的一个石台阶上，这个香港人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业内有一种说法叫“3秒钟定律”，也就是说，书的包装能否在3秒钟内抓人眼球，决定了这本书是被买还是被弃的命运。但陆智昌说，他从不为这3秒钟工作。

他做每本书前，一定要读懂这本书。《昆德拉作品集》出版前一年文稿已在他手上，他花了一年的时间，不断追问出版者，再出昆德拉的书有什么意义。

为了给《陈寅恪文集》做书衣，他通读了一遍，没读懂，只好抱回厚厚的《柳如是别传》读了3个月，最后出来的方案是“一块墓碑”。封面上面一小块地方为作者和书名，下面一大片开阔天地，视觉焦点落在陈寅恪撰文、林志均书丹的王国维墓志上的拓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设计《我们仨》前，陆智昌去杨绛老人三里河的家拜访，家里很朴素，冬天的太阳隔了云彩暖暖地洒在摇椅上，老人亲切地说着往事。做书时，他特意选用了皱巴巴的竖条布纹纸，与秋草一样的怀旧感强的绛黄色搭配，封面上写着三个人的乳名，正如三个人团坐在一起，“温暖得让人流泪”。

“经陆智昌先生手中出来的书，打开就能安安静静地进入文字，没有杂音，没有干扰，这实在是读书人的幸事。”有读者说。

每次翻阅巨匠级的作品时，这个曾以甲等成绩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平面设计的高材生深感卑微，他对实习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对书，要有敬畏感。他自己最喜欢鲁迅装帧设计的书，因为他相信鲁迅的设计理念：“出版能救国。”

有人称赞他了解纸张的气质，对字体、字号、字距带给人的心理感觉把握精准，让人的眼睛始终保持“最佳状态”。他却觉得这实在高看了自己，那完全是苦功夫：一个版式，只要做二三十甚至五十多个不同的尝试，找出最好的一个，就找到纸的“气质”了。

设计出来后，他常常成夜成夜地下印刷厂，坐在机器旁边看着机器“吐纸”，然后满手沾着墨，跟工人商量细节，原本“这些活儿可以在电话里完成”。

偶尔，他也会怀疑自己的工作？因为书就是书，内容是最重要的，连他自己都不介意一本“设计”得难看、相貌平庸的好书。

影响他最深的一本“书”是小时候见到的一本只剩2／3内页的《十万个为什么•天体卷》，至今，他经常用这个体验去思考封面和书的关系。

出于这种思考，他的设计理念是做减法，而不是堆砌美丽的元素。他甚至想，减到最后，是否会出现一本封面上没有一个字，连书名都不要的书，“那不挺好？为什么不可以？”他反问记者，一番想起来很美的样子。

这个在北京待了近10年的香港人，口口声声学会了内地人常说的“责任”。正因为责任，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做每一本书，“陆设计书籍，没几个月，别想见着封面。”常有三联书店的老师抱怨他。

“管不了，将来应该会更慢！”陆智昌不紧不慢地告诉记者。

他的作品被著名书籍设计师吕敬人赞为“颇具淑女风范”，“阿智带来一种语境、一种意境，清秀、安静”，“对中国出版界影响巨大”。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院长李一凡认为，陆智昌的出现和流行，标志着近10年国内书籍设计风格从“最初的‘熊猫抱竹’‘椰林风光’‘美女明星’的阶段进入崇尚创意的时代”。

这个普通话糟糕的男人，很少跟人谈设计，因为设计是很个人的私事，就像“光圈快门可以谈，摄影怎么谈？”

有人好奇：为什么你做一本火一本，是你找到了书，还是书找到了你？他翘着小胡子，玄妙地答：不是我找你，你找我这么简单，说是缘会更恰当。

有人提议他转行设计来钱快的时尚物品。“我真的只懂做书，亦只爱做书，其他事情是干不来了。”他老老实实地答。

5月，在《北京跑酷》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提醒他：这本好书应该翻译成英文，拿到北京燕莎附近大使馆太太常聚会的一家瑜伽馆销售，一定获利不菲……一直闷头不语的陆智昌终于“很不绅士”地抢过话筒打断他：我们的书不是一本旅游指南，而是告诉读者一个观察北京的方法，“我接受做不畅销书的命运”。

生活中，这个典型的“平面设计师”过着典型的“平面”日子。他不善交际，讨厌开会，很少出门，即使出门，也是同一时间到同一咖啡店坐同一个位置喝同一口味的咖啡，因为，“生活太复杂了，书斋里待久了，无力招架”。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大腕设计师的第一份工作，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香港的一家银行，每天西装革履，点着花花绿绿的钞票，可100张钞票在他手里常出错：要不是99张，就是101张。他从不解释自己为什么转行，问急了，他的朋友替他解围：张学友以前还是机场的地勤工作人员呢。

多年后，他写下了这段话：也许，当装帧设计成为一个人唯一的谋生技能时，是上天的莫大惩罚；然而，因此专注、沉溺，继而对书籍、对文化渐生敬畏之心，说不定又是上天的无比恩赐。

每次做书推介会，这个衣着时尚的男人，就会被年轻人追着签名，他很不情愿地一边签，一边往后退。“好烂的字，糟蹋了书！糟蹋了书！”他叫嚷着，然后背着印有“life is nothing”的黑布包，快速消失在人群里。